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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知识产权领域技术调查官管理和使用模式探究
作者:李青 余从微 陈存敬 陈晓华  发布时间:2018-04-24 10:39:51 打印 字号: | |

我国知识产权领域技术调查官管理和使用模式探究

201412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发布《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以下称《暂行规定》),“技术调查官”首次进入公众视野。

截至到20176月,北京、上海和广州三个知识产权法院均设立了技术调查室,共聘任61名技术调查官,形成技术调查与专家辅助、司法鉴定、专家咨询有效衔接的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技术调查官在1144件案件中为法官提供专业技术咨询,确保了技术事实认定的中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1]

虽然,我国大陆技术调查官制度主要借鉴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有关技术调查官的立法和成熟经验,但是与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不同的是,我国大陆技术调查官制度还与司法实践中采用的专家辅助人、司法鉴定、专家咨询等事实查明机制相互衔接和配合,从而形成了一个解决知识产权案件中技术事实查明问题的总体机制。

为了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本文主要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制度的构建和探索为基础,并结合对域外技术调查官制度的分析借鉴,旨在从技术调查官的管理和使用层面上对技术调查官制度的完善进行进一步的探究。

一、北京知产法院技术调查官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一)技术调查官的管理现状

一是全方位、多层次的管理制度体系已初步建成。

北京知产法院成立技术调查室后,根据《暂行规定》的原则和内容,制定、实施了本院的《技术调查官管理办法》和《技术调查官工作规则》,对技术调查官的选任条件、职能定位、职责范围、参与诉讼活动的流程等事项进行了细化的规定。并且,制定实施了《技术调查官回避实施细则》和《技术类案件咨询费用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并结合审判实践以及技术调查官制度运行的实际情况,多次修改、完善《技术调查官工作记录表》和《技术审查意见》的撰写模板。在该制度体系的规范下,经过实践检验,技术调查官可以有条不紊地规范开展其日常的工作。

二是灵活采用多种选任模式,严格把关技术调查官的选任。

目前,北京知产法院技术调查室的正式编制仅有5人,很难满足技术类案件审判工作的实际需要,因此,除了在编的技术调查官以外,还设置了聘用的技术调查官、交流的技术调查官和兼职的技术调查官等类型的技术调查官模式:在编的技术调查官属于本院正式行政编制人员,由本院自主进行选拔招录;聘用的技术调查官由本院面向社会公开自主进行招聘,签订相关劳务合同,解决组织人事关系、薪酬待遇等问题;交流的技术调查官由国家机关、行业协会、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等向本院派驻,任命后组织人事关系不变动,薪酬待遇由原单位保障;兼职的技术调查官由本院通过单位推荐、自我推荐等形式,从相关领域的技术人员中选择聘用,聘用后组织人事关系不变动,薪酬待遇由原单位保障。结合北京知产法院受理技术类案件的数量、类型、涉及的技术领域等审判实际情况,目前共选任了5名交流技术调查官、39名兼职技术调查官和27名技术专家[2],但暂时没有选任在编的和聘用的技术调查官[3]5名交流的技术调查官分别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和天津中心,交流年限为一年或两年;39名兼职的技术调查官中有22名来自专利审查协作中心,16名来自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3名来自专利代理机构。上述技术调查官的灵活选任方式弥补了技术调查官编制不足的缺陷,扩大了专业技术领域的覆盖面。同时,中级以上技术水平的选任条件也保障了技术调查官具备履职能力,能够为法官准确认定技术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法律认定提供参考。

三是注重培训,建立专业化技术调查官队伍。

为了建立专业化技术调查官队伍,根据技术调查官的背景以及履职经验的多少,采取有针对性的培训:

1)对新任技术调查官进行初任培训。

使新任技术调查官尽快熟悉技术调查官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流程,全面了解案件的审理机制和进程,从整体上把握技术调查官的职能定位;明晰参与诉讼活动的各个环节,从承上启下的角度出发,根据法官团队的需求,充分了解每一个其可能参与环节的工作内容、工作要求以及和其它环节的相互关系。

2)持续培训已经有履职经验的技术调查官。

通过多种方式帮助技术调查官提高庭审技巧以及与法官团队的配合默契度,提高技术事实查明的针对性,提高技术审查意见的撰写质量。例如,组织技术调查官观摩庭审,切身体会真实的庭审和熟悉庭审流程;邀请法官结合具体案件介绍实际工作需求以及和技术调查官合作的感受,使技术调查官知晓、理解法官最希望技术调查官做什么、如何做、做到什么程度;请资深技术调查官“现身说法”,分享自己与法官沟通的心得体会,帮助技术调查官进一步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规范技术调查官在询问当事人时的语言,以保证表达的准确性和中立性。

3)协助法官充分发挥庭审的职能和作用。

在对技术调查官的培训过程中始终坚持贯彻、落实“诉--判一致”原则,要求技术调查官紧密围绕庭审这一重要环节,做好庭前的准备工作,协助法官准确界定技术事实争议焦点问题,让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就这些问题进行充分陈述并展开交锋,切实发挥技术调查官在技术事实查明工作中的引导作用。同时,技术调查官在全面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认识和判断,作为审查意见的重要基础。

4)通过现代技术手段补充集中培训的短板

针对技术调查官队伍中部分来自高等院校和企业的兼职技术调查官法律知识特别是《专利法》知识相对薄弱和庭审技巧欠缺的问题,同时考虑到这些兼职的技术调查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容易进行集中培训的因素,技术调查室利用微信群创建“微信课堂”,在微信群中定期发布《专利法》和专利审查方面的专业法律知识,介绍北京知产法院各项亮点工作;定期组织各技术领域的技术类案件的庭审观摩,使技术调查官熟悉庭审流程,并在庭审后邀请审判经验丰富的法官进行进一步点评,使得技术调查官通过观摩庭审学习“实战经验”。

5)做好新老技术调查官的工作衔接。

为了克服新老交替时的衔接培训问题[4],建立我院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等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形成我院和知识产权局等部门人员的定期交流学习工作机制。2018年,准备在技术调查官人选确定之后开始正式工作之前,由在院工作的交流技术调查官对这些即将履职的技术调查官进行“岗前培训”,以便其能更快地适应新的工作环境,进入新的工作角色。施行由专利审查经验相对丰富的交流技术调查官引领的示范机制,针对性的提高新任技术调查官的技术事实查明能力。

四是健全档案资料,完善案件管理和人事管理。

在日常管理上,坚持为每个技术调查官建立人事管理档案,为每件案件建立案件工作档案。技术调查官的人事管理档案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性别、单位、职务/职称、技术领域、联系方式,《年度考核表》和《工作记录统计表》,其作用在于及时掌握各位技术调查官的个人基本情况的变化以及工作表现,强化技术调查官的责任意识和履职意识。案件工作档案应该包括:《申请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登记表》、《指派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通知书》、《技术审查意见》和/或《技术调查官工作记录表》以及判决文书,其作用在于可依据案件工作档案定期对涉及技术事实查明的案件进行统计分析,根据事实深挖原因,为进一步完善技术调查制度提供依据和参考。

五是完善管理考核,提升技术调查官的职责意识。

目前,北京知产法院正在探索制定《技术调查官考核规定》,拟参照正式在编人员的人事管理和考核制度,及时记录和完善技术调查官参与案件诉讼活动和教育培训的情况,探讨设置技术调查官工作评价指标,力图全面科学考量技术调查官工作,为后续技术调查官的选任、管理和技术调查工作的完善打下基础。

(二)技术调查官的使用情况

2015年,技术调查室成立后2个多月时间里,技术调查室共指派15位技术调查官参与了70多件案件的技术事实查明工作,提交的技术审查意见字数近15万字,技术类案件庭审效率提升的效果初步显现,技术类案件结案率同比上升5个百分点。

20161120161231,共有包括5名交流技术调查官在内的27名技术调查官参与了328件案件的技术事实查明工作,共提交技术审查意见178份。技术类案件结案数同比2015年增加85%。仅2016年,交流的技术调查官平均接受法官普通咨询的时间为14小时,接受咨询并出具审查意见平均用时4天,每次出庭平均时长为3小时。粗略计算,5位交流技术调查官人均出具的技术审查意见的总字数超过30万字,每位技术调查官的工作量不少于一位法官。20171月至11月,技术调查官共参与了282件案件的审理工作。技术调查官制度运行两年来,为北京知产法院较好地完成审判任务,特别是技术类案件的审结,发挥了积极作用,做出了突出贡献。实践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做法是:

一是技术调查官充分参与庭前质证、庭审、案件评议工作,并提交高质量的技术审查意见。

为充分保障技术调查官与法官的庭前沟通工作,技术调查室明确要求承办法官需至少在庭审前五日申请指派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技术调查室无特殊情况在一天内完成技术调查官的指派,以保证技术调查官有较为充分的时间了解案情;庭审前,技术调查官与承办法官就案件进行充分合议,归纳技术争议焦点,庭审中围绕技术争议焦点问题进行事实调查和询问,庭后针对焦点问题进行评议,评议后紧扣技术焦点问题撰写技术审查意见,有效地推动了法官查明技术事实的进度以及裁判文书的撰写工作;对于前期未申请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的案件,在庭审结束后,法官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可通过庭后咨询的方式申请技术调查官参与案件技术事实查明工作。同时,为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对于庭后咨询的申请审批、当事人告知等流程也作了明确规定,要求技术调查官在现有证据材料的基础上提供技术审查意见,当事人认为有诉辩意见需要当面向技术调查官陈述的,通常还会建议承办法官再次组织谈话或开庭;在判决文书初步完成之后,技术调查官还协助法官审核判决书中技术事实查明部分,帮助完善相关技术术语、技术事实的准确表述。

二是延伸职能,探索技术调查官全方位参与诉讼活动机制。

在技术类案件中,技术调查官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证据保全、勘验庭前质证等环节,更早的介入诉讼程序,就会更详尽地了解技术方案,更全面地掌握各方观点,更多地了解与案件有关的情况,以最大可能保障技术审查意见的客观、公正。2017111月,技术调查官共参与案件282件,参与证据保全及勘验案件43件,占全年总参与量的15.25%,其中证据勘验33件,证据保全10件。法官和技术调查官共同进行证据勘验,能够有效发挥各自的特点,确保勘验的效果。法官利用法律思维确保勘验过程的合法性、严谨性,技术调查官则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为保全、勘验的顺利进行提供可行性分析和必要的工作准备,排除勘验过程中由于当事人不配合而设置的技术障碍,确保涉案产品相关技术细节的获取。与此同时,技术调查官参与的案件类型不断丰富,除专利、技术秘密案件外,在涉及信息网络技术和计算机软件技术的著作权纠纷以及技术合同类纠纷的案件审理中,技术调查官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提供专业意见,协助法官进行勘验,为法官判定侵权提供了技术支持。

三是大胆创新,为存在技术领域交叉的案件指派两名以上技术调查官,并探索启动临时聘用技术调查官的机制。

目前,北京知产法院现有39名技术调查官,来源于国家专利主管机关或专利人代理人协会、企事业单位、高校、研究机构,且仅有交流和兼职两种类型。技术调查官的专业涵盖医药、通讯、材料、化工、光电等受理案件经常涉及的领域。但伴随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知产法院受理案件类型的不断丰富,部分案件所涉及的技术问题涉及多个技术领域的交叉应用,在此情况下,根据个案案情需要,由两名以上技术调查官共同参与,才能够更加准确、充分地查明技术事实,满足审判的需要。有时,案件所涉及的技术领域超出已有技术调查官的专业研究领域,可以通过采取 聘请技术专业对口的临时技术调查官的方式予以解决。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曾经出现一例,在现有交流及兼职技术调查官的专业领域无法准确对应审判需要的情况下,北京知产法院启动了临时聘用技术调查官的预案,聘请与案件中涉及的技术问题直接相关的专业领域的技术人员,参与案件庭审,并就案件中涉及的技术问题向合议庭做出专业说明及解释,协助法官准确和科学地理解涉案技术难点。这种做法也得到了当事人的认可。

四是在 “四位一体”技术事实查明机制中切实发挥技术调查官的协调、沟通作用。

选任专业化人民陪审员[5],对技术类案件的审理形成技术调查官、专家辅助人、司法鉴定人、专业化人民陪审员均可参与、相互配合、从不同角度发挥作用的格局:技术调查官作为司法辅助人员,主要负责协助法官解决案件中的具体技术问题;专家辅助人一般由当事人自行聘请,在法庭上帮助当事人就技术问题进行专业性的说明,协助当事人分析鉴定结论,发表对技术问题的评论、意见等;司法鉴定人主要侧重于借助设备、仪器等进行检测并通过分析、对比查明相关的技术事实;专业化人民陪审员是案件的裁判者,可以对专业问题、鉴定结论进行审查、判断,其中立地位是案件公正审理的保证[6]。在越来越多的案件中,充分发挥“四位一体”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通过多方共同努力,在庭审前迅速梳理技术事实并锁定争议焦点,引导当事人在庭审中把重点放在对有争议的技术问题的陈述以及交锋上,使技术调查官的工作更加具有针对性,做出审查意见的依据也更加充分、详实,为技术类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奠定基础。同时,技术调查官还需要居中承担司法鉴定委托人(原告、被告)和司法鉴定机构的沟通协调作用,从客观的技术事实出发,确定可行的、最优化的司法鉴定方案以便最终的鉴定结果能够成为有证明力的证据,真正推动审判进程。

五是启动基层法院使用技术调查官工作,探索上下级法院共同利用技术调查官制度助力司法审判。

20174月,北京知产法院开始了全国首例技术调查官赴基层法院参与诉讼活动的尝试,截止到12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已经应基层法院的申请,三次指派技术调查官协助法官进行技术事实的查明工作,并在司法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了进一步开展该项工作,北京知产法院召开了“基层法院申请指派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工作意见征求会”,并出台了“基层法院申请指派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相关事项(征求意见)”,对技术调查官赴基层法院参与诉讼活动的案件范围、技术事实查明工作范围以及指派流程等征求意见。未来,将在基层法院利用技术调查官协助法官查明技术事实的经验基础上继续探索上下级法院使用技术调查官的工作模式。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实际操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北京知产法院目前的制度中,交流的技术调查官是定期派遣和轮换的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导致技术调查官队伍的不稳定性和不连续性问题。交流的技术调查官主要来自于专利行政单位,其任期为一年或者两年,通常都是自然年的年初到法院开始技术调查官的工作,年底结束返回至原单位[7]。因此,年初,一同来报到的交流技术调查官就会面临同时都是新手的情形。初来乍到的技术调查官对法院工作模式、人员情况以及技术调查官工作的开展都有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因此这会给技术调查室工作的持续、稳定开展带来挑战。虽然,2018年希望探索在交流人员确定之后提前对其进行衔接性的培训,但是授课式的培训效果有限,技术调查官的能力需要在实战中才能得到切实的培养和提高,而不是一两次培训就能解决的事情,因此,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仍是需要继续思考的。

2.兼职和交流技术调查官的管理和考核机制尚待完善。现有交流及兼职技术调查官的人事关系仍在原工作单位,在日常的人事管理和工作业绩考评的衔接方面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人事管理方面,由于人事关系没有转到法院,对其在法院工作期间的记录等无法及时归入其个人档案中;在业绩考评方面,不同领域技术调查官的收案量存在一定差别,采用合理的统一量化考核指标对其进行考核存在一定困难。

3.兼职技术调查官受多种因素影响,作用尚未充分得到发挥。一是兼职技术调查官都有本职工作,不在法院定点、定时办公,而根据案件的审理以及保密的需要,兼职技术调查官会多次往返法院进行阅卷、开庭、评议等,这就在法官与兼职技术调查官的沟通联络方面产生了不便;二是部分兼职技术调查官由于本职工作繁忙,没有比较充裕且随需的时间参与诉讼活动;三是兼职技术调查官不同于有专利审查经验的交流技术调查官,其所从事的工作涉及技术领域专一性,即使是所属上位技术领域的案件,有的兼职技术调查官因长期集中精力于较为细化领域的研究,导致无法胜任技术领域与之相关的案件的技术事实查明工作;四是部分兼职技术调查官因来源于专利代理人协会、大型知名企业等,回避限制较其他兼职技术调查官多,无法充分参与案件诉讼活动。

4.技术调查官的廉政问题会随着技术调查官的广泛使用而愈加凸显,成为未来的廉政风险点之一。技术调查官所从事的技术事实查明工作是法官进一步作出司法审判的基础,因此技术调查官的中立性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作为法院在编的工作人员,其身份的中立性不容置疑[8],并且其法律地位相较于专家辅助人更具有立场的客观公正性,在技术事实查明上不受制于法官,更不会受制于当事人。但目前的实践中,北京知产法院所涉案件的技术领域涵盖面广,受限于编制原因,技术调查官采用交流和兼职的选任模式以实现技术领域的全面覆盖。但是,交流和兼职技术调查官的人事关系在原单位,并且兼职技术调查官主要从事的仍是本职工作,受工作的限制和来自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立性的保障未来可能成为廉政风险点之一,需要通过制度建设和实践不断予以完善。

5.如果设置在编和聘用的技术调查官,如何保证技术调查官的知识更新将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在编和聘用制技术调查官长期固定在法院这一非技术一线单位工作,容易导致不能及时了解最新科技动态,其技术水平与所属专业领域的技术发展脱节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将使技术调查官不能在技术事实查明工作中发挥预期作用。因此,保障技术调查官的知识更新是使在编和聘用制技术调查官制度得以落实必须考虑的问题。

6.存在部分法官过度依赖技术调查官所出具的技术审查意见、让渡司法审判权的问题。根据《暂行规定》的精神,技术调查官仅负责技术事实查明工作,不对案件法律适用问题发表意见。技术审查意见系法官审理案件的参考,不是法官断案的必然依据。但实践中,基于技术类案件审理难度相对较大的压力,且有部分技术调查官来自专利审查行政部门,熟悉《专利法》以及专利审查工作的便利,可能存在法官希望技术调查官在技术事实查明问题之外就法律适用问题发表观点,甚至“替”法官给出结论的情形。个别法官在收到技术调查官的技术审查意见后,未进行深入的理解、分析,甚至不进行案件评议,而直接在判决书中原样照搬技术审查意见书的内容,补充几句简单的论述就完成判决书的撰写。尤其是在庭审前准备工作不充分的情况下,该种做法降低了判决书的说理性,无法体现法官的判案思路,实质上是法官让渡司法裁判权的体现,长此以往,不利于法官业务水平的提升,也必然影响案件判决的公正性。

)问题的分析

技术调查官制度在我国运行仅仅两年的时间,但是却为技术类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提供了有力保障。这一点,从前述技术调查官制度在北京知产法院运行两个整年的情况来看,就能得到充分的佐证。作为知识产权法院的配套制度,技术调查官在我国大陆是一个全新的制度。新制度,就存在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分析目前技术调查官的管理和使用中所存在的问题,可以主要归纳出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1.在编和聘用制技术调查官的“缺席导致目前的技术调查官队伍不够稳定,并由此引起一系列人事考核、培训以及廉政方面的问题。

在当前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大背景之下,北京知产法院受理的案件量呈大幅度增长。为了进一步准确、全面地查明技术事实,技术调查官履职范围愈来愈广泛。如诉前或者诉中的证据保全,现场和当庭的技术勘验,技术调查官在协助法官查明技术事实的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虽然,技术调查官仅对技术事实查明发表意见,但技术事实在技术类案件的审理中却是法官作出法律判断的基础,技术事实无定论,又何谈法律观点的得出。如此重要的角色定位,需要的应当是一支稳定、“训练有素、专业化的技术调查官队伍。

交流的技术调查官虽然会有一段时间稳定地在法院内部工作,但是仍然存在一年或者两年轮换的问题,而兼职技术调查官只是根据工作需要偶尔到法院工作。因此整体来说,目前的技术调查官队伍内部的互相交流、联系不充分,技术调查官个体与法院的联系也不够紧密,由此导致了如上所述的培训衔接问题、管理考核问题、甚至廉政问题等等。并且,短期在法院工作或者是偶尔到法院参与工作的模式也决定了技术调查官的工作任务对大多数技术调查官来说仅仅是第二职业,当本职工作与技术调查官工作出现冲突的时候,技术调查官通常会先选择本职工作,而推掉到法院的技术事实查明工作。由此常常出现需要联系多人才能找到一位适合且能参与工作的技术调查官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有些法官团队不太愿意使用兼职技术调查官的原因了。此外,作为技术调查官的职业荣誉感、归属感的缺失,以及本职工作所带来的身份中立性的隐患,也是出现廉政问题的诱因。

2.技术调查官是一项特殊的职业角色,需要具备丰富、全面的知识以及较高的职业能力。

对技术调查官的角色定位,不应该简单等同于《专利审查指南》中的“本领域技术人员”,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法官的技术翻译、技术助手、技术参谋

首先,在目前的审判实践中,技术类案件主要来源于两大方面:一方面来自于涉及专利授权确权的知识产权行政案件,另一方面则来自于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中涉技术案件,其中包括专利侵权、不正当竞争、商业秘密、计算机软件及技术合同类案件。在专利行政诉讼中,尚可将“技术调查官”的技术水平等同于《专利法》意义上的“本领域技术人员”。但是,在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中对技术调查官的需求却不能简单地移植“等同于”的概念。在这些案件中,技术调查官的知识储备不再局限在专利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之前,而是审理案件之时,本领域的行业发展状况、技术发展趋势、相应的技术手段都应当是技术调查官应当了解的内容。

其次,技术调查官不仅仅需要具备专业知识的储备,对庭审程序的熟悉,对庭审技巧的掌握,甚至与法官团队配合的默契程度都直接影响到技术调查官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在特定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技术调查官还面临着主持有各方当事人参加的技术争议焦点问题的归纳、现场勘验的任务。在司法实践中,遇到当事人故意利用技术问题“搅局”或者在明显的技术事实面前仍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睁眼说瞎话”的情况并不少见。因此,技术调查官还需要很强的临场应变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在主持各方就技术事实进行说明的过程中,巧妙地将需要调查的事实辨析、提炼并固定下来才能作为之后审理工作的基础。实践中,和法官团队配合默契的技术调查官会在庭审过程把控技术事实查明的主动权,由法官来控制案件审理的进程,整个过程详略得当、松弛有度,提高庭审效率。由此可见,仅仅将技术调查官定位为法官的技术助手、技术翻译、技术参谋,会忽略技术调查官在技术事实查明过程中发挥 主观能动性和运用技术事实查明技巧的作用。

鉴于技术调查官工作内容和任务的特色,对技术调查官的培养不能仅靠一朝一夕之功,更需要长期积累之力。如同培养法官是需要经历海量案件的磨练,对技术调查官的培养也同样是在实战中得到锻炼和提高。因此,针对不同选任模式的技术调查官又应当赋予其在技术调查官队伍中不同的角色的定位。在编的技术调查官可以利用工作地点固定、时间固定以及身份中立的特点发挥中枢和纽带作用,促进兼职技术调查官与法官团队的沟通交流。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的技术调查官的培训也需要针对其特点有针对性的进行。

3.目前,法官团队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和业务能力的提高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分析部分法官过度依赖技术审查意见的原因不难发现,主要存在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客观上,目前的审判压力过大,案件积压非常严重,这导致法官可以用在每个案件上的时间和精力都受到限制。法官团队的人员流失也成为阻碍法官团队高效工作的掣肘。并且,大量毕业于法学专业的法官常常与具有理工科背景的技术调查官在思维方式和知识储备上有很大的不同,这些都使得法官团队在介入技术类案件的审判时显现出力不从心。主观上,畏难情绪,接受新知识的意愿和能力在法官团队之间也存在差异,因此也就造成了一些法官在面对技术类案件的时候有些“不知所措。不可否认,有些法官已经有了驾驭技术类案件的较强的能力,但是就整体的平均水平而言,依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具备技术和法律双重背景,具备丰富工作经验的技术调查官,是一项极好的资源。完全可以利用这项资源来滋养法官团队,技术调查官团队和法官团队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更好地做好司法审判中技术类案件的审判工作。

、域外技术事实查明人员的管理和使用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韩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技术调查官的管理和使用

1. 日本技术调查官与专门委员协同管理和使用模式

日本是建立技术调查官制度最早的国家,在知识产权高等法院成立以前,日本最高法院即已存在技术调查官。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于19494月最初建立了技术调查官制度,后被韩国和台湾地区借鉴。日本在专门审理发明专利、实用新型、计算机软件等知识产权案件的大阪地方法院、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高等法院(即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均设置了技术调查官,日本法院目前共有21位技术调查官在职[9]

日本的技术调查官主要是从特许厅的工作人员中进行选拔,通常派遣人员在特许厅工作达到1530年并具备审判实务经验。派遣人员担任技术调查官的年限一般为3年,在担任技术调查官期间不参与其原单位的工作,在3年后返回到特许厅工作。另外,随着知识产权案件审理对技术调查官的需求越来越大,只从特许厅中选任是不够的。因此,东京高等法院从2002 年开始、东京地方法院从2003年开始任用律师出身的调查官。现在,前述两院各有一名律师出身的调查官在编。

据日本《法院法》第57条的相关规定,调查官接受法官的委任,负责案件(在地方法院,仅限于工业所有权或租税相关的案件)的审理及法院所需的相关调查。凡涉及专利等案件的技术问题时,法官可以要求调查官就某一技术问题进行研究,作出报告向法官说明,包括解释专利保护范围、被告涉嫌侵权产品或方法的技术内涵等内容,对双方进行对比但不作判断,以解决法官不熟悉、不懂得的技术性问题。知识产权高等法院成立后,由于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专利案件,涉及更加专业的技术问题较多、技术领域覆盖面更广,而技术调查官自身专业技术领域和知识存在局限性,因此在具体实践中,技术调查官对法官审理案件的助益受到限制。从20054月起,根据修改后的《日本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8规定,技术调查官的权限得到了扩大:其不仅可以参与诉讼程序并对当事人进行提问,而且可以向裁判官陈述参考意见。技术调查官要根据法官的指示制作报告书,技术审查报告对法官不具有绝对约束作用,仅具有参考作用。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大部分法官不了解专业技术知识,所以调查报告所提供的意见普遍被法官采纳[10]。但技术调查官不接受当事人的询问,调查报告的内容也是不对外公开的[11]。为了保证技术调查官的中立性,使案件能够公正审理,日本的民事诉讼法还设立了技术调查官的回避制度[12];即诉讼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可能会影响案件公正审判的技术调查官回避,在申请回避期间,该技术调查官不得参与案件审理[13]。日本技术调查官和专门委员均适用回避之规定,遇有需要回避之事项应予回避[14]

日本在2003年的法律修订中新设置了专门委员制度,即学者或技术人员等特定领域的专家,作为专门委员参与诉讼程序并为裁判员提供解释说明的制度[15]。因此,技术调查官的身后还有提供支持的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系各技术领域的专家,包括大学教授、研究机构的研究员、专利律师等,据统计,在实践中,知识产权高等法院频繁利用专门委员制度,相对的地方法院对于专门委员制度较少利用,截止于200971专门委员的人数达到了 200 名以上[16]。专门委员的职能是对专业程度特别高的技术问题进行说明,或技术调查官在调查后仍存疑问的情况下也可听取专门委员的说明。其与技术调查官的区别在于,专门委员并非全日制在法院工作,而仅对法院指派的案件提供意见供法官参考,专门委员参与诉讼的方式是需征求当事人同意而由法院聘请,专门委员重在提出专业意见为法官及当事人提供解释说明[17],当事人也可以向专门委员会提问,专门委员针对技术问题在向法官说明时,当事人必须亲自在场[18],且也仅在法院技术调查官对于最尖端的技术领域新出现的各种技术的认知有困难时,法院才挑选相关专门委员予以协助[19]

2. 韩国技术审理官管理和使用模式

为了强化专利案件中的技术专业性,韩国专利法院设技术咨询室[20],目前拥有17名具有机械、通信、电力、电子、化学、药学、农学和建筑学专业知识的技术审理官。技术审理官的规范在《韩国法院组织法》等法律中得以体现,韩国最高人民法院还颁布了专门的《技术审理官规则》,对技术审理官的法律地位、任职资格和职责等内容作出了详细的规定。韩国专利法院的审判合议庭由三名法官和一名技术审查官组成,技术审理官只能参与案件审理,没有最终决定权。技术审理官在技术类案件审理过程中可以参与全过程,根据案情需要,随时向法官提供技术咨询,或者可以参与准备程序及开庭审理,参与研究诉讼记录、与技术相关的证据判断、事实问题的调查研究、向法院提出有关专门知识的意见书或者口头报告研究结果或意见;在案件审理中向诉讼关系人提问;在合议庭合议过程中对事实关联的技术事项陈述意见[21]。此外,技术审理官根据以上条款提供的观点和书面意见,不向公众公开[22]

虽然技术审理官没有最终决定权,但是技术审理官的技术性意见对判决结论的影响也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业界关于技术审理官成为实际上的裁判者的质疑不无道理。此外,和日本技术调查官制度一样,韩国技术审理官来自于专利局的出身也引发了另一个担忧,即在处理与专利局相关案件时的中立性问题[23]

3. 我国台湾地区的技术审查官模式

台湾智慧财产法院根据《智慧财产法院组织法》第十五条的规定设技术审查室,置技术审查官,其同样属于诉讼辅助人员。技术审查官的职责是:"承法官之命,办理案件之技术判断、技术资料之收集、分析及提供技术之意见,并依法参与诉讼程序"。又据《智慧财产案件审理法》第四条的规定,技术审查官可以根据法官的命令执行以下职务:1、为使诉讼关系明确,就事实上和法律上之事项,基于专业知识对当事人为说明或发问;2、对证人或鉴定人为直接发问;3、就本案向法官为意见之陈述;4、于证据保全时协助调查证据。

另外,根据台湾地区《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细则》第十三条对技术审查官的职责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一、对卷宗资料,经过自身专业的分析研究,整理出案件的争议内容,明确案件事实的争议焦点,向法官进行解释说明,向法官提供与案件有关的专业书籍参考资料。二、对证据调查的过程、调查的顺序,以及取证的途径向法官陈述意见;三、在庭审过程中,经过法官同意,可以向诉讼参与人询问与案件事实有关的问题,对于法庭上的诉讼参与人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中专业术语向法官作出解释和说明;四、在勘验过程中,对于一些特殊标的物要向勘验工作人员说明应当注意的事项,协助法院对标的物的操作处理工作;五、对于一些包含要写明技术信息的裁判书,要协助法官进行制作;六、在最后的合议庭评议阶段,可在审判长的准许下,参与案件的评析,发表对判案有直接关系的技术事实认定意见并预先提交书面的评述意见。然而在台湾地区的司法实践中,技术审查官参与案件评议的情况只是在极少数[24] 

台湾的技术审查官仅就案件涉及的技术事实为法官提供咨询意见,该咨询意见不作为证据,不向当事人公开,也不接受当事人质询,仅供法官在认定事实时促成心证的参考。台湾智慧财产法院共有10名左右技术审查官,涉及机械、化工、医药等领域[25]。技术审查官之迴避,参加各程序应适用之法律同于法官迴避之规定,但是技术审查官是否参与诉讼,完全由法官决定。

4. 小结

多国或地区的实践已经证明,技术调查官制度的基础是中立性、专业性和公开性。技术调查官是一种容易施行并且行之有效的帮助法官查明技术事实的方式,在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从技术调查官的管理角度来看技术调查官制度

根据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实践,技术调查官主要来源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专利局的审查员,对于来自专利局审查员的技术调查官身份中立性的质疑是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目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的来源来看,交流的技术调查官均是来自国家知识产权专利局及其专利审查协作中心、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审查员,兼职的技术调查官也有一半以上来自专利审查协作中心。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6年技术调查工作分析报告》可知,2016年共有包括5位交流技术调查官在内的30位技术调查官参与了328件案件的技术调查工作,其中5位交流技术调查官承担了279件,占总量的85%。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负责因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的行政决定而提起诉讼的专利行政案件一审的情况下,如前所述,同样也容易使外界尤其是当事人因技术调查官来源身份进而对其中立性产生质疑,因此需要通过制度建设完善管理,降低由于技术调查官具有审查员身份所带来的影响。

另外,从日本特许厅派遣的技术调查官工作年限一般为3年,担任技术调查官时间的长度使得新任的技术调查官有足够的时间熟悉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技术调查官队伍的稳定性和不连续性问题。

2)从技术调查官的使用角度来看技术调查官制度

根据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实践,技术调查官制作的技术报告书不向当事人公开在社会上所引起的质疑也是该制度运行中突出的问题。

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6年技术调查工作分析报告》可知,通过2016年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的已结案件判决书与相应的技术审查意见的对比可以发现,绝大多数案件的承办法官采纳了技术调查官关于技术事实的认定意见,从判决书的撰写情况来看,有20件案件的判决书对技术事实认定的相关表述与技术审查意见基本一致,49件案件的判决书对技术审查意见中技术事实认定的表述进行了适当调整,仅1件与技术审查意见的认定不一致。由此可见,技术调查官所出具的技术审查意见对最终判决的影响作用之大。因此,在我国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中,在目前不公开技术审查意见的前提下,应该至少通过规范技术调查官的使用来尽可能减少技术审查意见不公开所引起的对公正性、科学性方面的质疑,使得当事人即便不能了解审查意见的内容,也能够对技术调查官需要重点调查的关键争议问题有所了解,并拥有充分发表意见和举证的机会。

日本的技术调查官结合专门委员的工作模式解决了疑难复杂技术事实查明的问题,且专门委员需要在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的工作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技术调查官出具的技术报告书不向公众公开所带来的质疑。

(二)其他国家从事技术事实查明的人员的管理和使用

1. 德国的技术法官的管理和使用模式

德国联邦专利法院除了设置法律法官,还设置技术法官,并共同负责审理技术类的知识产权案件,这是一种典型的采用技术法官查明技术事实的模式。技术法官应当具备自然科学或技术学科的学历背景,还需具备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以及必要的法律知识,尤其是专利法方面的知识,一般从专利局的资深审查员中选任。他们不仅只是技术专家或内行人士,与法律法官一样可以终身任职,并具有与其同等的权力。技术法官被任命为终身制的职业法官,这在德国司法领域中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特例。联邦专利法院的技术法官们分别在各自不同的专业技术领域内拥有丰富经验,因此经常被委任审理相关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案件。

根据德国联邦专利法院网站公布的信息,20141231该法院拥有约112名法官,其中65名技术法官、47名法律法官,分属于29个审判庭,除商标上诉审判庭和法律上诉审判庭外均设技术法官,但是其中合议庭成员人数、技术法官人数和职责不同,(专利)无效庭、实用新型上诉审判庭和植物品种保护上诉审判庭均由法律法官担任审判长,只有技术上诉审判庭由技术法官担任审判长,并且在审判庭由4名法官组成的情况下,表决时出现表决数相同的情况时以审判长的意见为准。[26] [27] [28]

德国的这种技术法官与法律法官共同负责审理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模式有利于准确认定技术事实,保障了高质量的审判效果,充分体现了专利法制为技术发展服务的理念,使得德国专利制度及专利品质得到了认可。但是,这种模式对技术法官的资质要求较高,既要有技术能力又要有法律素养,选任难度较大;此外,技术法官数量有限,所覆盖的技术范围有限,故技术法官制度在具备科学性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局限性,这也是这种模式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推广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虽然没有推行技术法官的模式,但是这种模式下所带来的高质量审判效果不容忽视。首先,技术法官本身兼具一定技术资质和法律知识是准确查明案件相关技术事实的基础,我国采用的技术调查官制度意在补足法官技术背景的缺乏,但是如果技术调查官对案件所涉及的法律知识了解不多,甚至完全不知道法律判断中某些特定用语的含义,那么就会影响法官与技术调查官之间的沟通效果,不能很好地做好法官所需要的技术事实查明工作。如前所述,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工作实践也可以看出,来自企业和大专院校的技术调查官虽然具有较好的专业背景和应用经验,但是缺乏专利法等基础性法律知识,无法准确把握技术类案件审理中的争议焦点,更加难以撰写出高质量的技术审查意见。因此,对这一类技术调查官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是提升其履职能力、改善与法官沟通效果的重要管理工作。第二,在技术法官与法律法官共同审理知识产权案件时,技术法官的参与程度和数量根据案件类型以及案件的争议焦点来决定,专利无效案件和技术上诉案件的5人合议庭中均有3名技术法官参与,而且技术上诉案件由技术法官担任审判长。参考德国的模式,我国在采用技术调查官查明技术事实过程中也可以考虑根据案件难易程度调整参与诉讼活动的技术调查官的数量,以保障对技术事实认定结果的正确性、准确性和公正性。

2. 美国专业法官与技术助理协同下的专家介入模式

在美国多元化的教育体系下,法律硕士和法律博士教育必须首先经历非法学教育,加之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都是经过严格的遴选程序,因此法官本身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背景。另外,法官的技术助理可以帮助法官处理技术事实认定问题。因此,在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中解决技术问题时,最基本的方法是通过双方当事人的主张和说明,法官和法官技术助理即可查明技术事实并对争议问题作出认定。除此之外,可以协助法官查明技术事实、帮助其准确站位“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的方法还有:(1)专家证词(Testimony by Experts)。依据联邦证据法第702条的规定,各方当事人均可以提交专家证词。(2)专家证人(Court-Appointed Experts)。双方当事人可以聘请专家证人,法官可以依职权或依申请选任专家证人。经法院选任的专家证人,不须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但必须让双方当事人知悉,该专家证人可以应双方当事人的要求在庭外接受询问、出庭作证,还要接受双方当事人的交互诘问。只是实务上由法院选任专家证人的情形非常少见。(3)特别专家。依据联邦民事程序法,法院可以指定专家(或称为特别专家)来协助参与诉讼,但需要双方当事人同意。按照法院指定的范围,并且在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权限内,该专家可以接受证据并听证,在此基础上制作报告并向法官提出建议。双方当事人有权对该专家制作的报告提出异议或提出更正请求。此外,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认为,对于例外的高科技案件,法官为了发现真相,有权寻求技术顾问的帮助,从而帮助其进行技术事实查明、明确和解决技术争议,但技术顾问在法官心证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遭到了业界的质疑[29]

从美国专业法官协同技术助理的工作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官以及技术助理在具有专门法律知识之外的专业技术背景对于查明技术事实的积极意义。另外,专家证人和特别专家在参与案件诉讼活动过程中的工作都受到当事人的监督,从其专家的身份和给出的建议内容来看,专家的参与仅限于技术事实的认定,应当给予当事人帮助法官找出事实真相的机会,这是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总体上来说,美国的专家之所以在诉讼中会在参与诉讼资格上进行审查、在给出的建议内容上进行完全公开和接受质询,是因为在美国将其定位于诉讼中的证据,这是基于美国衡平法体系下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原则而进行的选择。

在我国知识产权审判中,技术调查官是法院聘任的,其参与诉讼的立场是中立的,因此在聘任时对其资格的审查应严格把关,而在指派其参与具体案件时应当重点考虑其是否具备专业技术知识以及对于具体案件来说是否存在回避事由。对于技术调查官出具的技术审查意见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区分,例如,对于单纯的技术问题,可以考虑由技术调查官在庭审之前对该争议焦点问题予以释明,并让各方当事人发表意见;对于既涉及法律适用又与技术事实认定密切相关的争议焦点问题的认定,比如说明书是否公开充分等难以将法律和技术完全分开的问题,可以考虑由技术调查官在庭审过程中通过提问的方式给予当事人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再由合议庭作出评判。

3. 英国技术陪审员的管理和使用模式

1999 年,英国实施了新的《民事诉讼规则》,建立了技术陪审员制度。英国的技术陪审员适用于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但并不仅限于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技术陪审员是完全属于法院的专家,协助法院处理其掌握技术和经验之事项[30],完全忠实于法律,忠实于科学,具有较大的独立性。根据该规定,法院可委托一名或多名人士担任技术陪审员,协助法院处理技术事实认定问题,技术陪审员可以根据法官指令参与诉讼程序,出席全部或者部分开庭审理,向法官提供技术报告,并由法院向当事人送达。技术陪审员不出庭以言词方式作证,或者接受交叉询问或者询问[31]。技术陪审员与当事人不发生直接联系,其独立性至高无上。技术陪审员的报酬由法院决定并构成诉讼费用的组成部分,可以向当事人转嫁。法院可以责令任何当事人在法院办公室存入一定金额的款项,作为技术陪审员的费用,如法院作出如此命令,则惟有在有关当事人交存有关费用之后,方得请求技术陪审员行为。如技术陪审员的报酬由议会拨款经费解决,则无需当事人存入款项[32]。技术陪审员的委任程序应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法院须在委任技术陪审员的21日之前向当事人书面通知提名技术陪审员的姓名、协助事项及资质,当事人可对其资质提出质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质疑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委任。同时,技术陪审员出具之任何报告副本均应送达双方当事人。

从英国的技术陪审员制度运行规则可以看出,其技术陪审员的工作职能和韩国、日本、我国台湾的技术调查官工作职能类似,而且也是相应于当事人主义下技术专家独立性不足而产生的,但是,技术陪审员属于法院在编的人员,而且其出具的任何报告副本均送达双方当事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韩国、日本、我国台湾的技术调查官因身份和技术报告不公开受到质疑的问题。

、完善我国技术调查官管理和使用的建议

(一)技术调查官的管理

1. 以在编技术调查官带动交流和兼职技术调查官形成分领域技术调查官团队

首先,不管是韩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技术调查官,还是德国的技术法官、英国的技术陪审员,都属于法院编制的人员,其参与案件审判的立场是法院,虽然在技术调查官任期结束后其仍然可能返回原单位工作,但至少在其任期内的人事关系和薪资均属法院管理。考虑到目前我国在人事管理方面的相关规定,使交流的技术调查官在交流期间进行人事调动尚有较大困难。但是,有一定数量的技术调查官属于法院在编人员还是十分必要的。这些技术调查官作为法院的司法辅助人员,会有更强的职业荣誉感和归属感,同时,他们可以作为技术调查官队伍的团队联系人,按技术领域划分,发挥对所属技术领域的其他类型技术调查官的引领示范作用和部分管理工作。通过法院在编技术调查官带动交流、兼职技术调查官,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于身份问题受到质疑的压力。这种在编技术调查官、挂职交流的技术调查官和兼职技术调查官等多种选任形式,可以发挥各种选任形式技术调查官各自具有的优势,也正好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选任工作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下称《选任工作指导意见》)中第二条所列出的技术调查官形式相契合。其次,根据《选任工作指导意见》并结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司法实践,法院在编的技术调查官任期一般比交流的技术调查官时间长,因此,在编的技术调查官可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从而解决目前只有交流和兼职技术调查官所带来的技术调查官队伍不够稳定和工作衔接不连续的问题,促进技术调查官整体工作水平的可持续性提升。也就是说,不同身份的技术调查官发挥的作用各有侧重,在编的技术调查官主要起到的人员衔接、辅助管理、业务引导的作用,而相对而言,交流的和兼职的技术调查官则更侧重于具体审判工作的完成。

再次,相应于不同类别的技术调查官的考核应当有所区别:对在编技术调查官应按照行政编制的公务员考核办法对其进行考评。而对于兼职技术调查官的考核,则可主要通过绩效考核的方式,考察其参与案件的数量、质量以及工作态度来进行,可以对其提交的技术审查意见进行统计分析和评议,综合法官团队的反馈以及上级法院在审理上诉案件时对其的评判在每年定期给出相应的评价,并且根据评价结果及时调整对兼职技术调查官的聘任,做到“能上能下”,以服务审判为宗旨。

2. 注重培训,提高技术调查官的履职能力

对技术调查官知识的培训包括三个方面,相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基础培训、技术知识的更新和参与诉讼活动能力的培养。同时,在案件审判过程中对于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时履职能力的需求是相同的,但不同身份来源的技术调查官本身所具有的知识和能力是不同的,因此,还应该针对不同身份来源的技术调查官展开有针对性的培训。

1)相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基础培训

对于来自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生产企业的技术调查官来说,由于其长期处于教学、生产、科研的一线,因此其专业技术知识已经足够,但在与法官的沟通过程中常常由于法律知识相对缺乏而出现对法官的法律思维、法律术语不够理解,进而不能通过技术审查意见有针对性地回应法官的辅助需求的情形,因此对于这一部分技术调查官需要着重补充的是《专利法》及知识产权领域其他法律知识。

对于来自于专利局和专利代理协会推荐的技术调查官,由于其本身兼具专利审查的相关工作经验和专业技术知识,因此,对于这一部分技术调查官来说更需要补充的是诉讼程序方面、民事诉讼规则以及知识产权领域中其他相关法律的培训。

对于在编的技术调查官来说,由于能够在较长时间内接受法院内部的业务培训,并在日常工作中逐步积累经验,因此,只有新入职的在编技术调查官需要接受这一方面的培训。

2)技术知识的更新

对技术调查官的知识更新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除了普通的集中培训以外,还可以采取以下途径对技术调查官的知识和能力进行更新:

首先,在技术事实查明中,可以借助双方的技术辅助人员和专家证人的技术知识,尽可能去还原技术真相。技术调查官不等于技术专家,他不能也不需要对最新的技术知识都掌握,而主要应当是本领域中具有中等水平的技术人员。他可以引导双方的技术辅助人员甚至专家证人,通过询问的方式来进行技术事实的查明。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技术调查官对自身知识进行补充和更新的过程。因此,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技术调查官做一个有心人,在审查案件的过程中不断地学习和总结,从而让自己的“竞技状态”始终保持长盛不衰。

其次,对于来自专利局的技术调查官专业技术知识通过专利审查工作以及专利局内部的专业技术知识更新的相关培训、实践和调研已经得到相应的更新;来自于专利代理协会推荐的技术调查官通过专利代理工作以及与发明人的沟通也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更新;但对于法院在编的技术调查官而言,对于技术知识更新的需求较为突出,法院应当适当提供一些机会,让技术调查官“走出去”,可以根据案件所涉领域定期赴科研和企业一线调研、交流、承担课题等方式促进技术调查官的知识更新,也可以参与专利局内部的专业技术知识更新培训或者相关的调研、实践项目,甚至法院也可以在行业协会、或者以行业协会为依托在相关企业中建立培养技术调查官的实践基地,防止在编和聘用制技术调查官长期在法院固定工作导致的与前沿技术、生产一线脱节的问题。

最后,在同一技术领域的技术调查官可以组成学习小组,定期开展组内讨论和学习,互相取长补短,也可以采取“请进来”的方式将行业内的专家请进法院,以便掌握行业动态和进行知识更新。

3)参与诉讼活动能力的培养

在提高审判经验方面,注重以审判实践为核心,邀请有技术类案件审判经验的法官对技术调查官开展业务培训,主要针对法官团队反映较多的技术调查官庭审询问技巧、与当事人的沟通的方式方法、技术审查意见的撰写等开展多种形式的定期与不定期培训。同时,有经验的技术调查官,也可以总结自己参与诉讼活动的经验,和其他技术调查官分享,从而实现共同进步。

3. 定期统计分析,合理配置各领域技术调查官数量

对技术调查官制度运行以来的各技术领域案件数量以及对技术调查官的需求量进行统计分析,根据审判的实际需求,及时调整各个技术领域技术调查官的人员配置,加大技术热点领域的技术调查官的数量。

在此基础上,以在编技术调查官作为带头人,在所属领域中协助组织案件的合理分配,为兼职技术调查官进行工作示范、讲解,承担兼职技术调查官和法官的沟通桥梁的作用,从而解决兼职技术调查官与法官沟通不畅所导致的问题。

(二)技术调查官的使用

1. 通过调整技术调查官的数量和组合方式提高技术意见的科学性

按照目前的实践来看,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的方式主要是技术调查室根据案件所属技术领域指派1名技术调查官进行技术事实查明工作,只在涉及交叉技术领域或者重大、疑难专利案件中指派2名以上技术调查官。为了保证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的公正性,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制定了《回避实施细则》,自实施以来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从德国专利法院参与审理的技术法官数量对其审判质量的影响得到广泛认可的角度来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每个案件指派23名来源不同的技术调查官共同参与诉讼活动的方式,如由在编或者交流的技术调查官和兼职的技术调查官组成技术调查组,充分利用调查组在技术事实查明中有“共同语言”的优势,通过在编或交流的技术调查官向兼职的技术调查官进一步解释需要查明的技术事实,相互配合,对同一个技术问题进行调查、讨论并最终形成结论,保障技术事实认定的科学性。同时,还能通过法院在编和非国家知识产权局系统的兼职技术调查官的参与打消当事人关于技术调查官身份来源的疑虑。对此,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已经在部分案件中进行了尝试,并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

2. 充分发挥技术调查官在“四位一体技术事实查明机制中的桥梁纽带作用

通过两年多的司法实践,技术调查官在协助法官进行技术事实查明中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已经得到各方认可但是,有些疑难案件需要查明的技术事实涉及新兴技术领域,更新、发展速度极快,仅通过技术调查官依据现有证据和对当事人进行询问还无法对技术事实作出准确的认定,这就需要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说明。因此,技术调查官可以对是否同意当事人聘请专家辅助人的申请或者法官是否需要咨询技术专家给出合理建议;或者有些需要查明的技术事实需要借助特殊设备或者方法才能得出结论,这就需要对争议的技术问题作出司法鉴定。无论是询问专家辅助人、向技术专家进行咨询,还是与司法鉴定人进行沟通,相对于当事人来说,技术调查官在技术事实查明方面均能给予法官更为客观、具体的意见建议。因此,在采用了其它技术事实查明手段的同时,尤其是在采用了专家辅助人、司法鉴定的情况下,尽早由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能够充分地发挥技术调查官的桥梁纽带作用。

3. 通过流程控制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

按照2015年颁布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工作规则(试行)》来看,对法官需要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的情形进行了规定。从实践来看,有的案件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在了解了技术调查官制度的实施后,也提出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在此情况下,当事人应当向案件承办法官提出书面申请,由法官根据案件审理需要作出是否准予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的决定。一般而言,基于当事人对案件的重视程度以及案件所涉技术问题复杂程度,法官应当准许当事人的请求,尊重当事人的程序权利,而不宜仅依据对当前诉讼材料的理解而予以拒绝,以免因对案情的了解不够准确、深入,造成技术调查官未能及时参与诉讼活动,影响案件的顺利审理。


[1]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院“成绩单”上的那些漂亮数字》,2017829,载于人民法院报。

[2]《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管理办法(试行)》第八条【技术专家委员会】:对于技术调查官难以解决的相关技术领域内的重大、疑难、复杂技术问题,可由技术专家委员会专家提供咨询意见。

[3]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选任工作指导意见(试行)》第二条规定:经省级公务员主观部门批准,知识产权法院可以按照聘任制公务员管理有关规定,以合同形式聘任技术调查官,2017814日印发。

[4]一年期的交流技术调查官在年初时集体到法院开始工作,年底同时回到原单位工作,周而复始,造成每一年的年初来报到的技术调查官都需要重新培训并且缺少有经验的技术调查官传授经验的问题。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161号)规定:专业化人民陪审员是指来源于社会各阶层和各行业,可以不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但应该熟知自身行业和领域的知识技能,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分析能力和认知水平,能够代表和反映社会民意的人民陪审员。

[6] 吴广强:知识产权专家陪审之正当性与制度完善,载于《人民司法》,2014年第23期。

[7]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选任工作指导意见(试行)》规定根据审判工作需要,符合资格条件的专利行政管理等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可到知识产权法院挂职交流12年,在交流期间担任技术调查官。2017814

[8]黎淑兰等,《技术调查官在知识产权审判中的职能定位与体系协调--兼论“四位一体”技术事实调查认定体系的构建》,载于《知产力》上,2015年9月26日。

[9] 强刚华:《试论中国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制度的建构》,载于《电子知识产权》,2014年第10期。

[10] 王睿婧:《我国知识产权审判机制研究》,华东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68,第19页。

[11] 强刚华:《试论中国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制度的建构》,载于《法苑》,

[12]   露:《知识产权法院体系框架研究》,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61,第22页。

[13] 李慧婷:《中国知识产权审判技术调查官制度构建研究》,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530,第16页。

[14] 宋汉林:《知识产权诉讼中的技术事实认定——兼论我国知识产权诉讼技术调查官制度》,载于《西部法学评论》,2015年第5期,第11-19页。

[15] 易 涛:《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载于《科技与法律》,2015年第1期,第108-129页。

[16]   超:《论我国知识产权法院的制度建设》,上海师范大学硕士专业学位论文,201661,第24页。

[17] 李慧婷:《中国知识产权审判技术调查官制度构建研究》,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530,第17页。

[18] 梁艳芬:《知识产权审判的专业化路径分析》,华南理工大学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文,201664,第18页。

[19] 杨海云、徐波:《构建中国特色的技术性事实查明机制》,载于《中国司法鉴定》,2015年第6期(总第 83 期),第7-13页。

[20] 廖子珣:《专利案件审理的技术查明机制》,载于《法制博览》,201604月,第119-120118页。

[21] 李慧婷:《中国知识产权审判技术调查官制度构建研究》,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530

[22] 王晶晶:《韩国专利法院介绍》,载于《中国发明与专利》,2015年第1期,第15-19页。

[23]   伟:《专利诉讼中技术调查官制度研究》,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61

[24] 蒋竹婷:《关于我国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制度思考———以大陆法系技术事实查明制度为视角》,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516,第21页。

[25]刘新平:《台湾知识产权审判制度对大陆的借鉴》,载于《海峡两岸司法实务热点问题研究 (2011)》,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2年。

[26] “组织机构图”,载德国联邦专利法院官网https://www.bundespatentgericht.de/cms/media/Das_Gericht/Organisation/organigramm_en.pdf,访问时间2017614

[27] “联邦专利法院:任务|组织架构|展望”, 载德国联邦专利法院官网https://www.bundespatentgericht.de/cms/media/Oeffentlichkeitsarbeit/Veroeffentlichungen/Informationsbroschueren/infobroschuere_chin.pdf,访问时间2017614

[28] 郭寿康、李剑:《我国知识产权审判组织专门化问题研究——以德国联邦专利法院为视角》,载于《法学家》,2008年第6期,第59-65页。

[29] 易玲、熊英灼:《认同中的抵抗:当技术与专利审判相遇时——对美、德、台应对举措的反思》,载于《科技与法律》,2015年第5期,第1056-1077页。

[30] 徐昕译:《英国民事诉讼规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页。

[31] 宋汉林:《知识产权诉讼中的技术事实认定——兼论我国知识产权诉讼技术调查官制度》,载于《西部法学评论》,2015年第5期,第11-19页。

[32] 徐昕:《专家证据的扩张与限制》,载于《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总第114期,第84-98页。

来源:技术调查室
责任编辑:常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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